對于魯迅和胡適的關(guān)系——

第一，他兩個人曾是“一個戰(zhàn)壕里的戰(zhàn)友”。

第二，后來，在若干重大問題上，兩個人產(chǎn)生了明顯分歧。

第三，對于這兩個人的“交鋒”，不應(yīng)該歸結(jié)為個人性格的差異，也不能以誰更有“風度”來評判。

一，魯迅和胡適，曾是“一個戰(zhàn)壕里的戰(zhàn)友”。這個“戰(zhàn)壕”，就是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。

陳獨秀、胡適和李大釗，是新文化運動的領(lǐng)袖人物。

魯迅曾在《無聲的中國》中說，“五四”文學革命由胡適所“提倡”，他是響應(yīng)“前驅(qū)者的命令”吶喊助威的。

胡適在《新文學大系.建設(shè)理論卷. 導言》里，詳細講述了他提倡文學革命的經(jīng)過，他同時說，光有指導不行，還得要有新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成績，“人們要用你結(jié)的果子來判斷你”。

魯迅，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奮力創(chuàng)作者。

在同一“戰(zhàn)壕”中，兩個人有過三次具體合作。

第一次，是關(guān)于婦女問題的討論。詳情不再贅述。

第二次，是關(guān)于胡適提出重新估定傳統(tǒng)小說的價值，把小說文體從邊緣提升到中心位置。魯迅很快完成了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胡給予了很高評價，并為魯迅辯護。

第三次，是胡適1922年刪改自己的詩集《嘗試集》。他鄭重地請了五位朋友參與，其中就有魯迅和周作人，這兩個人亦很積極。

可以看出，在新文化運動這一洪流之中，魯迅和胡適，曾經(jīng)很好地配合與合作。

二，兩人在后來的重大問題上也有過明顯分歧。主要的爭論有三次，但皆基于一個前提——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后期，改變了自己對新文化運動方向的認識，并陸續(xù)創(chuàng)辦了《努力周報》、《獨立評論》等政治性刊物，主張政治改良主義。

第一次爭論，是關(guān)于新文化運動方向問題。

“五四”運動過后，胡適認為，《新青年》“色彩過于鮮明”，他打算讓《新青年》?？?，另辦一本專講學術(shù)的雜志。

胡適說：“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”，“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。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”。他稱這是他的“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”，目的是為“好政府主義”服務(wù)。

胡適的主張，被李大釗和魯迅所明確反對。

魯迅寫了名為《導師》的雜文，批評一些以青年導師自居的知識分子，這里面就包括胡適。

魯迅說，“我并非將這些人一切抹煞，和他們隨便談?wù)?，是可以的”，要他們指路，就有點危險。他說:“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‘前輩’和‘導師’罷，但那不是我，我也不相信他們?！?/p>

第二次爭論，是關(guān)于中國走哪條路問題。

第一次爭論，胡適所要“改良”為“好政府”的，是北洋軍閥政府。

第二次，則是國民黨政府。

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《新月》雜志，發(fā)表《我們走哪條路》一文。他說，中國的敵人，不是封建主義，因為封建制度在兩千年前就崩潰了，也不是帝國主義。他說，帝國主義“偏愛光顧”中國，是因為中國自己存在貧窮疾病等“五大惡魔”。他提出，要“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，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，一步一步作自覺的改革，在自覺的指導之下，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。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，即是我們的目的達到之時?！?/p>

魯迅對于這樣的“建議”，給予了尖銳諷刺，說這樣的“好政府主義”，“一點一滴改良論”者，因為時代不同，一時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樣，其實，主子是有的。魯迅稱他們是“喪家的”“資本家的乏走狗”。

對于魯迅的諷刺，梁實秋有過回應(yīng)，胡適沒做回應(yīng)。

第三次爭論，是關(guān)于要不要停止內(nèi)戰(zhàn)共同抗日問題。

“九一八事變”，日本侵略者占領(lǐng)了東北。1933年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提出了停止內(nèi)戰(zhàn)，聯(lián)合抗日的主張。

但國民黨政府，對日軍放棄抵抗，反而提出“寧可錯殺一百，不許放走一人”，進一步加強了對愛國人士的迫害。

1933年2月15日，胡適在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《字林西報》上，發(fā)表《北平通信》。他說，親自看了幾個監(jiān)獄， “據(jù)他的慎重調(diào)查”，實在不能得出國民黨摧殘人權(quán)的“最輕微的證據(jù)”。他“很容易和犯人談話”， “還能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”。監(jiān)獄里是很“自由的”。關(guān)于嚴刑拷打，“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”。

魯迅很快在《光明所到……》一文中，諷刺胡適說： “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‘慎重調(diào)查’的光榮，但在十年以前，是參觀過北京的模范監(jiān)獄的。雖是模范監(jiān)，而訪犯人，談話卻很‘不自由’，中隔一窗，彼此相距約三尺，旁邊站一獄卒，時間既有限制，談話也不準用暗號，更何況外國話。而這回胡適博士卻‘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’，真真特別之極了。莫非中國的監(jiān)獄竟已經(jīng)改良到這地步，‘自由’到這地步；還是獄卒給‘英國話’嚇倒了，……幸而我這回看到了‘招商局三大案’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:‘公開檢舉，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，光明所到，黑暗自消。’……我于是大徹大悟。監(jiān)獄里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，但胡適博士一到，就開了特例，因為他能夠‘公開檢舉’，他能夠和外國人‘很親愛的’談話，他就是‘光明’，所以‘光明’所到，‘黑暗’就‘自消’了?！恢@位‘光明’回府以后，監(jiān)獄里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‘英國話’和犯會談否？如果不準，那就是‘光明一去，黑暗又來’了也?！?/p>

對此，胡適有所回應(yīng)。

他又在《字林西報》上發(fā)表談話說：“任何一個政府都應(yīng)當有保護自己而鎮(zhèn)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(quán)利”。

胡適還對他的“日本朋友”說：“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，懸崖勒馬，徹底停止侵略中國，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。”他說，這是“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?！?/p>

（1932年魯迅在北平師范大學講演）

上述這些事件，盡管時過境遷，但查到真相并非難事。

胡適，在學術(shù)上很有成就；在新文化運動中，亦貢獻頗多。

但是，不能不說，他是一個從思想和感情更接近當時統(tǒng)治者的知識分子。

1938-1942年，胡適能夠擔任民國政府駐美國大使，就能說明問題——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與當政者很接近，便不會接受任命；同樣，不是這樣，當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。

而魯迅，同樣作為知識分子，無疑是站在中國大多數(shù)老百姓一邊的。

是非曲直，總還是要尊重歷史；從歷史真實中，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。